——我那旅欧指挥家的弟弟怎样起步和成功的？

文化大革命到了68年，全国一片打派仗之时，也有不少逍遥派，年纪轻轻的我回家与父母进行了一次认真的长谈。我说：“你们这一辈子辉煌的时代过去了（因我父母50年代跟着中央乐团访问东欧许多国家演出），我也看不出你们今后还能有什么大的发展（我当然没料到爸爸以后做了教授），我们这样的家庭也不是红5类，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我们的本事了，不如乘全国打派仗，你们静下心来，偷偷找乐团的老师培养弟弟妹妹学音乐，乘全国晕头转向时，我们先走一步。这样等有一天全国稳定了，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......”一席话，震醒父母！他们问：“那你看学什么呢？”“我看钢琴不容易！”我说：“因上山下乡不容易搬，以前学的人又多，现在看又没有前途......”全家决定学小提琴——他们最终找了叶家驹老师......

乐团的人多精啊！哪有不透风的墙？一个月后，各家各户都偷偷摸摸地开始让孩子学各种乐器了。

我猜我何止是使父母成为全乐团第一个明白过来的人呢？也许是全中国第一个明白过来的人呢！

文革刚一结束，北京成立艺校，乐团的子女一下全考进去了，因为没有人事先学过啊！所以后来，北京交响乐团号称是“乐团儿子乐队”的由来就是如此。

此时我再劝弟弟和父母：“乘全国都在学乐器，赶快让弟弟去学和声学啊！这样以后就可以学作曲或指挥啦！”

他们又风风火火地找到了他们的朋友，乐团的作曲家罗忠容老师开始学和声......

这罗老师可是我们家2代半人的恩人哪！50年代他教了我舅舅徐振民，他现在早已是出名的作曲家和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啦！后来有教了我多年的作曲课，现在又教我弟弟......

当中美关系解冻，名指挥家小泽曾尔访问中央音乐学院，并在新礼堂现场在乐队面前讲指挥法。当讲课告一段落，他回头问：“谁愿意上来试一下？”台下鸦雀无声，没一个敢回答。只见有一少年边跑边喊：“我来试试！”——全场一片哗然，他就是我弟弟王进！当时他连音乐学院的学生都不是，也没学过指挥。小泽仍耐心地给他初步的指导......

事后有褒有贬，不一而足。但其中另一大贵人出现了：当我弟弟回到家中，大指挥家李德伦对我妈妈命令道：“叫你儿子来找我上课！”我妈大喜过望，赶紧把弟弟送去开始了第一课......

看，大作曲家和大指挥家的双重扶持，他终于顺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，师从徐新、郑小英，后又入研究生......期间有不少机会指挥国内有名的大乐团（中央乐团、中央歌剧院、上海交响乐团等等......），这些都为他一生的事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。因当他到奥地利的

音乐学院学习，师从著名教授

，几年后当他参加比赛时，相当一部分参赛者是没指挥过乐队的学生（学生哪有钱请乐队呢？），而王进早已有较丰富的经验了。所以他在德国的贝多芬比赛赢了德国人，得了第一名；托斯卡尼尼著名的比赛得了第一名；一路过关斩将，大约共十个左右的第一名。奥地利政府送他一个国籍，为了要从他赚的钱中收税。我对他说：“不要结婚！先向前冲！当你冲不动，想稳定了再结婚。......”他后来娶了一个同学，奥地利国家歌剧院的钢琴家做太太。我去参加了婚礼，在大作曲家海顿结婚的教堂里举办的正式婚礼。

他曾做过瑞典皇家音乐院指挥系的教授、柏林国家喜歌剧院常任指挥，德国某音乐节总监......现任芬兰某著名交响乐团总监。一个曾在奥地利街边拉小提琴要饭，和在当地餐馆端盘子，由于不会德文（当时他连英文也不会）而被顾客辱骂的中国青年人，最终站在欧洲的舞台上指挥欧洲的乐团！

我曾数次去欧洲访问他，聆听欣赏他指挥的音乐会，那种自豪，只有一家人能够体会。

不管怎样，每当他讲起小时候我对他的指点，至今仍口口声声地感谢我！但我比郎郎的爸爸差远了！所以让我大喊一声：向伟大的朗朗们的父母致敬！向虎妈们致敬！